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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23 13:26: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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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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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  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

  500个前重刑犯和他们的“罪犯工厂”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#标题分割#前杀人犯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。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。这本来足以毁了他,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。“想想过去太坏了。”他摇摇头,对自己叹气。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,十几年后翻了身,仍觉得低人一等,把“我们这么烂的人”挂在嘴边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交代完厂里的工作,林国华驱车600公里,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,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。等待入场时,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,另一位客气地添水。“过去(待遇)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苦涩地笑了笑,欲言又止。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,今年他40岁了。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。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,人挨人地坐着。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,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,抻长了脖子等待着。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,尽量地摆正了自己。他平头、微胖、肌肉松弛,长出了皱纹和白发。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,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。“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,”他对犯人们说,“但兄弟们,你们的时代过去了。”接着又说,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做什么都要规范。”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,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,但态度是直接的、兄弟般的。“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……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。”又提到,现金在消逝,偷盗变得困难。总而言之,坏人已无藏身之所。讲堂下一片寂静,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,又原样折叠起来。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,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。这些人曾因杀人、抢劫、贩毒、涉黑等重罪入狱,出来后自厌自弃,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。林国华先“规范”了他自己,也“规范”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,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。十年来,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,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,“到我厂里来。”在平日,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,犯过重罪,意志薄弱,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,又是一种保证——不管以前多烂,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。照旧,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,获得了整齐的掌声。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,成为玻璃厂的一员、他众多“战友”中的一个,但现在,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,排成无声的队列,去到规定的地方。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。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,四周是废品厂、田野和破败的农舍。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,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。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,“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”,做成红色的横幅,悬在两面旗帜之间。玻璃厂的车间里,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,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。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,明星般瞩目,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。“世界上的话,这一句最对。”林国华指着标语,告诉他的工人们。玻璃厂的条幅。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,1999年出狱时21岁。在当年的虹桥镇,混世如同正经职业,他也领了这份职业,跟了一个“大哥”看赌场、做打手。因为林国华擅自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,“大哥“愤怒地骂个不停。他觉得没前途、混不清楚,也怕再回监狱。他开始找工作,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,于是去蹬人力车、修自行车,卖力气挣钱。光着膀子拖板车时,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,“傻逼一样的”。他任他们侮辱,也将他们记在心里。一次修车时,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。林国华说他想试试,装不好不收钱,便有了第一个订单。2000年后,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,订单大幅增长,林国华急缺人手。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,一个个身怀力气,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。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。这些过去的“毒蛇”与“老鼠”,比一般人更吃苦,不惜力,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。2006年,他专门去监狱招工,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,到今天也是如此。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“罪犯工厂”。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,于是人人平等了。一个工人说,“老板自己也是那个(坐牢)出来的,他最明白我们心理。”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。“你如果讲,我也不相信的,哪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李宝双说,如果不进玻璃厂,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,死掉也不一定。他45岁,刚从中期肠癌康复,瘦削、苍白,几乎没头发。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,开拓沙漠种棉花,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。林国华为他筹钱,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,待他康复,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,李宝双感动了,也服从林国华了。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,损失了一万块,要跳山,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,组织全厂工人捐款。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,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,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。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,没能解决,厂里又组织了捐款。工人走路摔伤,被开水烫伤,林国华掏了钱;工人晚上怕鬼,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。如同一种设计好的、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,目的是震慑他们。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。事后他坦承动机——仅仅是“太辛苦了”,一觉得辛苦,就本能地想犯罪。林国华对他说,“你这个创意还蛮好”,宗红兵听了高兴,以为老板也要参与,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。以玻璃厂为起点,加油站为目标,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。走至一处,林国华说,“看”,宗红兵就抬头。方圆3公里,数出80来个。“能抢的话我早抢了。抢了你跑不掉,跑哪里都跑不掉。”林国华总结。带着对“法治社会”的最新了解,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,回去干活了。也带着这种理解,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。尤大勇瘦弱又驼背,长手长脚,走起路来像头顶心有根绳子吊着。年轻时抢地盘、争利益,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,非法持枪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……他在玻璃厂过渡了,懂得了法律的底线。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、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,邀他重操旧业,他告诉他们,“得到总要付出,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。”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,说他忙着上班,不想对不起老板。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,跟他们说到此为止。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,但现在,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,他警告他们,再敢从厂里找人,他就直接跟“上面”汇报。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,气得要砍人。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。2004年的一天,他早上出门干活,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。追了仇家两年,没找到人,钱也花光了,才渐渐不想拼命。如今想来,是双方运气好。“时间能证明一切,能冷却一切。”他把“缓解之道”传授给工人。过上一两个月,工人冷静下来,也不作他想了。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,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。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。工人们也渴望娶亲。他让他们注册商标,说叫“一家人”,工人给写成了“忆佳人”。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,给工人配对,帮他们包办喜宴,出首饰钱。可今年,最后一对也离婚了。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。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,在田野里小便、随地吐痰。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,“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。”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,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。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、贫穷的地区找找看。工人们灰心,要求一降再降,还是困难。“现在女的嘛,很现实。”李宝双说。他笑了笑,靠在椅子上抽起烟。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,证明自己不再是“老鼠”“毒蛇”,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,过渡了出去。娶亲的事,林国华总给他打气。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,“老板上次讲了,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,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。”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,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。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,厂门后撤数米,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,横的、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,方方面面保障到位。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,除了爱岗敬业之类,声明禁止斗殴、闹事、恐吓他人。前来调研的领导问,工人之间打不打架?林国华总是照实说,打,一般的工厂都打,我这里能不打吗?“不打搞不下来的。”林国华维持秩序,化解冲突,分出公道。才开始的那些年,厂里几乎天天斗殴,“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”,他回忆,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。冲突斗殴多了,林国华总结出规律,根源就在于吹牛,“屁大事情没有,都是吹牛吹起来的。”他恨恨地说。于是定下纪律——“不许吹牛逼”。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,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,“坐第一桌”,又定下铁律——禁止谈论过去。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。看起来爱“吹牛逼”,其实是自卑。林国华知道,必要的是提高自信。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“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”的牌子,没挂几天,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。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,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。但玻璃厂的“名声”还是传开了,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(实际远不止),白天睡觉,夜里不知道干什么,“全是枪毙鬼”。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,工人们气得要揍他,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。2012年,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,要拆除。工人们被断了生路,打算拼命。最终,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,维护稳定,留下了玻璃厂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,希望他好好干,某些小问题,他们能帮就帮。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。十一年过去,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,无一重新犯罪。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,心思稳定,就离开了。涌入玻璃厂的工人,有从监狱里招聘的、地方政府安置的,也有自个投奔来的。林国华不挑人,脑子糊涂的、不会说话的、生了重病的、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,都接收了。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,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,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,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,切割出更多的玻璃,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,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。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,跟着去监狱招工。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。“屁的好处,”他说,“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。”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,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,去掉招工简章上“无犯罪记录”的要求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。建议都没有被接受。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。”他无奈地笑笑。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蛇不知道自己有毒,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,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。”林国华感到心酸。现实如此,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,没人管,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。一次,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,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。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,叫他别声张,好好干。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“爱与恨”,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。没什么爱与恨了,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,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,多挣几小时工钱。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,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,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。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,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,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。工人离开时,都会称林国华“大哥”,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。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,寄来交友信,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。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,敬他“有胆量”“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”,没说多余的话,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,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。午后,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。生产线散发着余热,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,反射出暗淡的绿光。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透过窗户,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、风中舒展的两面旗,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。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,他注意到,有几个工人最近了买了小汽车,停在棚里。“熬住了,出众;熬不住,报废。”林国华对尤大勇说。尤大勇点点头。林国华熬住了,他自己也熬住了。刚出狱时,他家中房顶都塌了,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,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。从玻璃厂离开后,他消失了几年,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。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,把他推出门外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。“打打杀杀没意思了。”尤大勇感慨,“做任何事情我要守法,哪怕就是成为大哥,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。”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,他的命运轨迹,从最早的五等(社会大哥)直降为九等(犯人),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(生意人)。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,手提包敞着口,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。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,声音显得过于高亢。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,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、某秘书长的交往。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。“不吹牛逼会死啊。”林国华仍然笑着,“会不会死啊?”尤大勇舔了舔嘴唇,整个人缩小了似的。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,说话唐突,不自知的亢奋,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。林国华提点他,不要那么看人,尤其是女士。“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。”尤大勇垂下眼睛。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,心态总要变化。林国华觉得,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。少年时,他好打架,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。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。后来,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。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,又给老人发现金,一人300块。重阳节,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。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,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,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。临走时,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,“给你竖一个大拇指”。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,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,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。下次去监狱演讲时,林国华打算带上他,见见世面、敲敲警钟。重阳节,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。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、好打架,结仇甚广,有些现在也未化解。他屡屡被举报,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。生二胎,他被举报,罚款50万。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,明白过来,去报了警。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,“仇敌使人进步”。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,“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”。反过来,他也盯着他们。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,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,说,两层都拆了,第三层我也拆掉。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,如今虔诚向佛,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。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,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。有人求助用血,他立刻开车到医院。规定的上限是400cc,他坚持要献600cc。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,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。节假日,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,为老人洗脚、打扫。十几年过去,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。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,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。“乐清好人”“温州好人”“十大正能量人物”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,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,不是个好东西。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,我自己都记不清。”因为打架,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,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。不久前,他跟人蹭了车,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,但他下手重了些,赔了7000块医药费,林国华对自己窝火。有人激他,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。他犟起来,“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。”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,把他捆重一点。“你不要丢我的脸。”这位领导叮嘱,林国华记在心里。他珍视党员身份,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,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。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,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。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,把人贩子、欺弱者、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。如果国家需要,他许诺随时上战场,“我绝对第一个参加。”他回归家庭,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;他尊重太太,财产交由她管理;珍爱儿女,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。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,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。一次晚餐,几个好友家庭聚会,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,“来,老板娘。”老板娘个子小巧,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,见到人温和地笑笑,不说多余的话。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,用方言指挥工人。生活中,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,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。结婚时,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,十几年后,才帮她摘下,换上真的。日子越来越好,钻戒越换越大。她反对丈夫上电视、登报纸,怕招惹来仇家,说,“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”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,说爸爸,你原来这么坏啊。坏爸爸、坏爸爸。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。“不是现在。”林国华纠正他们,“我接下去更可以的。”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,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,指向窗外,“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……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。”他降低车速,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,“这几栋也是我做的……这几栋……那一栋,都是我做的。”“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。”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,“依照现在,(工人)做都做不动,背都背不动,走上去都走不动。”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,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,比过去容易管理了。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,监狱改造得好。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、卖力气了。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,所需甚少,还不惜力气。有个叫大嘴的,一人能吃半锅馒头,出的力气顶5个。阿强,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,他不要工资,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,醉醺醺地蛮干,力气尽数交付了。那时,人总打架,不好管理,但能吃苦。说到底,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。林国华在玻璃厂。近些年来,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,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,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,但再也不比从前。玻璃厂越发太平,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,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,大致能保本。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,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。他开了饭店、酒庄、大型超市,做分散投资,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。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,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,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。临近下班,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。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,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。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,100来斤。一个工人双腿弯曲,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,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,肩上的铝材条上下伏动。“(人)都是太无聊了,没事干了,才出了事情。”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。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,他感慨起来,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呐——”他这样的人——混世、杀人,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,现在生活富裕、夫妻和睦、儿女双全,还有人尊重。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,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。他参加哈雷俱乐部,开全地形越野车,在新疆有葡萄酒庄,吃饭时喝自己的酒。他还有五百多个“兄弟”“战友”,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。清明临近,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。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,“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”,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。暮春的夜里,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。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,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,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、蟹腿与鱼类切片。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——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,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。他说得不多,吃得也少,感觉疲劳。很多年来,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,不续摊。“有什么意思?没意思。”他自言自语,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。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,一大早,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。每一天,林国华都有事做。只要有事可做,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。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。)(欢迎关注谷雨实验室微信号[ID:guyulab],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故事)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,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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